那一天的羞辱摧毁了他们一生的虚荣：空巢中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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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站在一个巨大的舞台上，绝望地发出了“救救老人”的呐喊……

      今年母亲节，电影《空巢》首映，网络平台上当天的观看数就达到一千六百万，很多观众是冲着原作来的。

      薛忆沩的小说《空巢》出版当年，曾被一个排行榜列为“中国小说百强”首位，还入选了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在《文汇报》笔会的文章中，薛忆沩首次爆料说，《空巢》的灵感来自他母亲三年前在深圳遭受电信诈骗的亲身经历。也就是说，小说主人公的原型是他的母亲。

      薛忆沩的母亲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她18岁上岗，55岁退休，一生任职于长沙的多所中学，最后也有“桃李满天下”的得意。在长达三十六年的从业生涯里，虽然角色多次变换，但她最习惯的称呼始终是“唐老师”。

      然而退休后的“唐老师”，却因为一次电信诈骗，觉得抬不起头来。《空巢》电影正是取材于同名小说，表现了中国社会中边缘人物的生存状态。

空巢中的母亲

薛忆沩

      一切始于2010年9月14日，北美东部的深夜。

      临睡之前，我突然想起好几天没有打电话问候母亲了——自从我八年前远离之后，母亲大部分的时间都独住在深圳，是严格意义上的空巢老人。平常，我差不多每天都会给她电话，哪怕只是为了几句毫无意义的交谈。我知道，我的电话是维系母亲生命的必需品。

      我马上拨通了电话。母亲迅速接起了电话。我本来只是想向她解释一下这几天没有打电话的原因，然后再询问一下她这几天的生活状况……没有想到，母亲却如临大敌，语气紧张又僵硬。

      听得出来，她根本就不想知道我没有打电话的原因，也根本就不想让我知道她这几天的生活状况。她说她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马上就要出门。她说她没有时间与我交谈。

      母亲是一位有三十多年教龄的退休中学老师。她生性有点清高，不喜欢也不善于与陌生人打交道。在已经居住了二十多年的深圳，她既没有什么故交，更没有多少新知。她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坐在空巢里的沙发上，看书看报看电视。

      以前每次在电话里听到她对“忙”的抱怨，我就会感觉心安。我不愿意母亲整天都将自己闷在空巢之中。我希望她每天都有很多的活动，很多的应酬，都忙得不亦乐乎，忙得忘记了此起彼伏的病痛，忘记了绵延不休的孤独，忘记了远在天涯海角的孩子。

      但是这一次，我的感觉非常不好，非常非常不好。母亲从来没有用如此僵硬和紧张的语气与我说过话，也从来没有对我的电话表示过如此强烈的戒备和抵触。

      我整个晚上都没有睡好。我的感觉非常不好。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二天清早起来，我再次拨通了深圳家里的电话。与六个小时之前相比，母亲的语气已经轻松了许多。但是，我依然能够感觉得到她对交谈的戒备和冷淡。在我的不断追逼之下，母亲才支支吾吾地向我透露她白天的遭遇。

      她说她遭人陷害，已经卷入了犯罪集团的活动。

      母亲是从公安机关打来的电话里知道这一“绝密”的。刹那间，她的世界分崩离析。她说，她一辈子都清清白白地做人、兢兢业业地奉献，没有想到最后竟会落到“晚节不保”的下场。

      她极度愤慨，又极度恐慌。她说幸好公安机关及时发现了犯罪分子的阴谋，已经在对她的名誉、生命和财产进行特殊的保护，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然，公安机关对母亲也提出了特殊的要求。他们要求她严守秘密、积极配合。母亲告诉我，与她通话的警官态度诚恳，分析透彻。他立刻获得了母亲彻底的信赖。

      这让我的感觉更加不好。

      我急于想知道母亲到底会积极到什么程度，会配合到什么程度。

      在我进一步的追逼之下，母亲终于泄露了一些她与公安机关积极配合的细节。她说她已经将能够集中起来的存款都集中起来，安全地转移到了警官提供的账号上。

      母亲还很遗憾有两笔金额更大的定期存款没取出来，否则就都可以交托给公安机关，她就不会再有对财产安全的担忧了。这“安全的转移”显然就是六个小时前母亲在电话里说要急着去办的重要事情。

      不需要再多写什么了，读者们现在应该已经非常清楚，在危机四伏的现实生活中，又有一位“空巢老人”中招上当，成了“电信诈骗”的受害者。

      我费尽了口舌才让母亲相信她根本就没有卷入犯罪集团的活动，那虚构的险境只不过是诈骗者设下的陷阱。然而，真相大白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将母亲推进了更深的痛苦。

      真的“上当”比假的“陷害”对自尊心具有更强的摧毁力。母亲更觉得抬不起头来。

      在母亲含含糊糊地说出她已经“安全地转移”的金额之后，我一度非常冲动，对她说，那么多钱差不多够我在加拿大生活整整两年了，接着我又说，那差不多是我前半辈子得到过的全部的稿费。

      母亲知道我在加拿大的生活有多么简朴，更知道我前半辈子的写作是多么艰难。她当然很清楚我的折算是对她的责备。她突然沉默了。

      那令人窒息的沉默让我立刻冷静下来。我马上意识到母亲的心理状况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我不应该再用任何方式给她施加压力。我建议她走出空巢，先可以去广州走走亲戚，然后可以回湖南老家住一段时间，去陪陪我已经九十五岁的外婆。我知道，只有离开和遗忘能够让母亲慢慢摆脱从天而降的灾难。

      每次听到老人受骗的案例，我总是想起在罗素自传里读到的一个细节。

      罗素二十年代在中国访问的时候，赵元任一路上担任他的翻译。在一次闲聊中，大名鼎鼎的哲学家与当时还只是一个青年教师的赵元任谈起了他正在写作的政论。罗素说出那篇政论的题目后，赵元任做出了迅速的回应。那睿智的回应给极富英式幽默的罗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将它当成是中国人颇有幽默感的例证。

      罗素政论的题目是“当前混乱的根源”。

      而赵元任回应说：“当前混乱的根源就是从前的混乱。”

      套用赵元任的这种思路，我相信，今天的受骗也根源于先前的受骗，或者说，任何的受骗都有一定的理由，都有历史的原因。

      我用三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对母亲的“心理分析”，或者说完成了对母亲那一代人的“心理分析”。去年圣诞节那一天，我刚在从北京飞往多伦多的飞机上坐下，一直被压抑着的创作欲望突然爆发，我马上手忙脚乱地在笔记本上涂画下了如岩浆般喷发的灵感。

      六十四天之后，长篇小说《空巢》“定稿”在我的电脑上。作品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是一位遭受电信诈骗的空巢老人，她在备受羞辱的一天里，重温自己异化和扭曲的一生，现实和历史在生命的幻灭感中猛烈相撞。

      不少的朋友相信《空巢》是一部将会引起广泛关注的作品。他们热情的预测恰好成了我的顾虑：《空巢》会不会将母亲再一次推进那深不可测的灾难？

      在整个的写作过程中，我还是差不多每天都与母亲通电话。她很早就猜到了我在写一部新的作品，但是她却始终无法获得包括作品的题目在内的任何信息。“你这一次怎么这么神秘？”她曾经这样问我。这不是神秘，这是现实。我必须非常小心，我不能够因为自己新的创作导致母亲心灵上新的创伤。

      直到作品付印的前夕，我才决定开始做母亲的思想工作。出乎我的意料，我们在电话里的长谈进行得非常顺利。我告诉母亲，新作品中的主人公虽然与她的经历有某些相似，里面的绝大多数人物和细节却都“纯属虚构”。我请求她不要对号入座。

      而母亲表示，她永远都是我文学事业最忠实的支持者。为了文学，她对任何形式的“加工”都做好了心理的准备。我没有想到，让我顾虑重重的《空巢》会这么顺利地获得母亲签发的“准生证”。

      通过《空巢》的写作，我觉得自己更加理解了女性，更加理解了母亲，更加理解了中国历史上的那一代人：他们在青春期迎来了新社会，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耗尽了自己的精力和智慧，他们又在一个浮躁的社会里遭受着最后的病痛和孤独……我相信，通过《空巢》的阅读，读者们也会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和与这个时代密切相关的历史有更多的理解，也会对自己的父母有更多的理解。

      我将长篇小说 《空巢》献给“所有像我母亲那样遭受过电信诈骗的空巢老人”，因为我知道，“那一天的羞辱摧毁了他们一生的虚荣”。

      在小说的最后，所有那些受害的空巢老人都出现在“母亲”的梦中，他们站在一个巨大的舞台上，绝望地发出了“救救老人”的呐喊。

电影《空巢》剧照

      小说《空巢》以一段真实的受骗经历为素材，用第一人称的叙述，呈现出受害者在案发二十四小时之中细腻的心理变化，从扭曲的“一天”到异化的“一生”，再现了一位知识女性整个的心路历程和人生奥秘，并且发出了“救救老人”的呐喊……

      以下分享的是小说片段——

献给

　　所有像我母亲那样遭受过电信诈骗的空巢老人
　　那一天的羞辱摧毁了他们一生的虚荣 

　　第一章 大恐慌

巳时（上午九点到上午十一点）

      这是我第一次接到从公安局打来的电话。一生中的第一次。我的一生，我不算短的一生。

      再过三个星期，我就要过八十岁的生日了。八十岁的生日……我曾经觉得它那么遥远，我甚至觉得它永远也不会到来。但是，再过三个星期，它就将进入我的生命，穿过我的生命……

      经过这么多年的“空巢”生活，我对这个特别的日子其实已经没有特别的感觉。一些亲戚和朋友早就在嚷嚷着要为我筹备热闹的酒宴和庆典。我坚决反对。我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我告诉他们，生日那一天，谁都不可能找到我。

      也许我会躲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也许我就躲在自己的“空巢”里……不管在哪里，我都会“躲”着，谁都不可能找到我。我不想庆祝八十岁的生日，因为我觉得自己的一生一事无成，不值得庆祝。

      这种“一事无成”的感觉最早好像出现在我丈夫的追悼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最近两年，它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经常会影响到我的情绪……当然，只要一想到我一生的“清白”，我就会振作起来，我就会感觉充实，感觉骄傲。

      是的，我的一生一事无成，但是谁都不要想在这一事无成的一生中找到任何的污点：政治上的污点，生活上的污点，经济上的污点……我一想到这一点就会感觉特别骄傲。我相信，将来我的悼词不管由谁来写，这种终生的“清白”都是悼词里要突出的内容。

      但是，我刚才接到了从公安局打来的电话，而且是从公安局的刑侦大队打来的电话。让我再强调一遍：是公安局的刑侦大队，而不是我曾经打过交道的户籍科或者出入境管理科。

      我刚从菜场回来，刚在沙发上坐下，刚准备打开那份刚在超市旁边的报刊亭里买的《南方周末》……当然我只是准备浏览一下报纸上的标题，因为时间到了，我马上就要进入洗手间，坐到马桶上。

      我总是在早上固定的时间进入我一天之中最关键也是最痛苦的生活程序：如果运气好的话，坐上一个小时左右，我的肛门就会被费力地挤开。如果运气不好，我就需要等更长的时间。而遇到运气最不好的情况，不管坐多长时间，肠道和肛门都不会有任何的反应。

      最近这三天，我的运气就“最”不好。我每天都在马桶上坐两个小时以上，却总是无功而起。我已经非常灰心了。我已经非常担心了。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又必须去医院洗肠了。我不喜欢去医院，从来都不喜欢。

      我受便秘的折磨已经将近十年了。我进出过大大小小的医院，求助过林林总总的医生，也尝试过形形色色的秘方，却从来都没有找到过治本的良方。以前所有的医生都简单地诊断说我的痛苦是肠胃功能紊乱造成的。我相信这是他们对所有的便秘患者做出的同样的诊断。

      大概三四个月前，我的病因突然变了。在小雷负责组织的最近那一次免费系列保健知识讲座之后，有三天的免费专家咨询日。在那三天里，我一共咨询了四位专家，他们的说法完全一致。他们都说我的痛苦起因于脾脏功能失调。这种说法让我感觉比较可信，因为它有点辨证论治的味道。而且它与当年医生向我解释糖尿病发病原因时的说法也相一致。

      “根本就不用担心，”四位专家都这么安慰我。他们都说，由他们部队医院用最新的电脑技术开放研制的保健品系列中的“固本健脾露”和“神益健脾丸”就是专门针对我这种情况的。只要坚持长期服用，总有一天就会出现“神奇”的效果。

      医生们的乐观态度对我是一种很大的鼓励。在小雷的建议下，我马上买了够吃六个月的“神益健脾丸”。我坚持认真服药，一天都不敢松懈。可是三个多疗程已经过去了，不仅“神奇”的效果还没有出现，我便秘的情况反而比服药之前严重了不少。

      我有点气馁，但是并没有打算放弃。小雷也几乎每天都会来电话，给我极大的支持。“坚持就是胜利！”她不厌其烦地说，“我们先吃六个月，不行再吃六个月……我就不信它没有效果。”那极有感染力的声音让我感觉她与我同病相怜，而且也在吞服同样的药丸，也在等待同样“神奇”的效果。

      是的，我刚在沙发上坐下，刚准备打开那份刚在超市旁边的报刊亭里买的《南方周末》……就在这时候，电话铃响了。我马上的反应是它来自我妹妹。我们现在每个星期至少要通话三次。昨天通话的时候，我妹妹提到她的一位邻居用从网上找到的秘方治愈了困扰他二十多年的便秘。她说她会要她的邻居将秘方传给她。收到之后，她会马上打电话告诉我。

      我妹妹借此机会又抱怨了一下我对“新生事物”的抗拒。“网络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她惊叹说，“它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奇迹！” 我从容地拿起话筒。我希望新找到的秘方不会与我以前已经试过的那些雷同。可是我马上就失望了，话筒里传来的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

      我其实经常接到陌生人打来的电话。每天都会有，每天都会有很多：房地产公司的业务代表向我推销即将入伙的优质房，医药公司的业务代表向我推销最新开发的保健品，电话公司的业务代表向我推销正在热销的套餐，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业务代表向我推销回报丰厚的理财产品 ……

      那些陌生人通常都非常热情。他们会对我阿姨长阿姨短。在言归正传之前，他们一定会向我问寒问暖。

      而这个陌生男人的口气威严又森严。他的第一句话就确定了我们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他在查验我的姓名。在我的记忆中，好像从来没有人用那样的口气查验过我的姓名。我觉得那不是我自己的名字。我觉得叫那个名字的人犯了不可饶恕的大错。

      陌生的男人说出来的第二句话让我更加紧张。他告诉我，这是从公安局的刑侦大队打来的电话。“公安局？！”我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公安局刑侦大队。”陌生的男人强调说。我听清楚了。我意识到了正在与我通话的是一位公安人员。这是我第一次接到公安人员打来的电话。一生中的第一次。

      公安人员没有理睬我的重复。他问我家里还有没有其他人。他的口气还是那么威严、那么森严。

      “我早已经是空巢老人了。”我故意用幽默的口气说。我以为这样可以缓解一下自己内心的紧张。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问的是现在。”公安人员不耐烦地问，“你身边现在有没有其他人？”他的不耐烦更加强化了我内心的紧张。

      “现在没有。”我紧张地说，“但是……”

      “但是什么？”公安人员急切地打断了我。

      我能够听出他高度的警觉。他的警觉让我更加紧张。我告诉他，有一个朋友会在十点半的时候来看我。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和声音都在微微地颤抖。

      “什么朋友？”公安人员问。

      我没有马上回答。我觉得他的追问是对我的羞辱。

      “我们需要掌握与你来往的所有人的情况。”公安人员说。

      我告诉他要来看我的是保健品公司的业务代表小雷。她会送来他们公司新开发的“智能腹部按摩器”，让我免费试用。

      “你怎么跟这样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 公安人员说。

      我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就听到了他斩钉截铁的命令。“马上取消。”他说。

      从来没有人对我下过这样的命令。我一方面觉得事情非常严重，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非常委屈。“我已经约好了。”我说，想要挽回一点自己的面子。

      “我们的谈话将涉及到一宗正在侦破的特大案件，”公安人员说，“不能被任何人打断。”他命令我马上取消与小雷的约会。他说他过两分钟再打过来。

      一宗正在侦破的特大案件？这新的信息又将我的紧张情绪推上了新的台阶。

      我紧张地环视着已经习以为常的“空巢”，突然又有了要出大事的感觉。这种感觉在我一生中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事件”的前夕，一次是在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的前夕。而那两次要出的都是国家大事，与我个人的安危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现在，公安人员准备与“我”谈论一宗正在侦破的特大案件。我感觉“空巢”的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恐怖。我感觉我身心的每一个部位都充满了恐慌。

      进入“空巢”生活阶段之后，我的记忆就越来越差了。我现在甚至连五分钟之前做过的事都会忘记。但是，有几个常用的电话号码我却一直都能牢牢地记住。小雷的手机号码就是其中之一。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按出这个号码。可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我记不起第六位数字了？还有第七位，第八位……这是怎么回事？我做了三个深呼吸，想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没有用，一点也没有用，我还是够不到自己最牢固的记忆。

      记录电话号码的小本就在茶几上（压在救心丸药瓶的底下）。我翻到小雷的号码，一个一个数字小心地按下去。电话很快就被接起了，但是接电话的人却不是小雷。她的态度还不错：她问我找谁。我说我找小雷。她说我拨错了号码。这是怎么回事？我肯定小本上记着的号码没有错。

      我又重新按了一遍。电话还是很快就通了，但是我还是出了错。这一次接电话的是一个声音沙哑的男人。他问我找谁。我有点不知所措。他又问了一遍我找谁。我刚想回答，电话里传来了一个孩子的声音：“肯定是骗子，不要理。”我充满委屈地挂断了电话。

      这是怎么了？我伤心地咬住下嘴唇。我怎么会照着号码按都会按错？公安人员只给了我两分钟时间，我不能再耽误了。

      我仔细地读了两遍小本上的号码。那是我一直都能背出的号码。它肯定没有错。我照着号码用更慢的速度一个一个数字地按下去。谢天谢地，这一次我没有出错。小雷很快接起了电话，她说很快就来了。我让她不要来了，因为我马上就要出门了。

      小雷又问我出门干什么。我实在不想骗她。但是我不能不骗她。我说我必须去医院检查一下，因为又有差不多三天没有大便了。小雷说她手头正好有点事，否则她要来陪我一起去。我让她放心，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自己能够应付的。

      刚放下电话，公安人员的电话就来了。他问我怎么打了那么长的电话。我说前两次我都把号码拨错了。“就是说你刚才一共打了三个电话？”他很警惕地问。我说是的。“就是说你刚才一共跟三个人说过话？”他接着还是很警惕地问。我说是的，尽管我和第二个人并没有说话。

      公安人员没有马上说话。我感觉他与身边的人在商量什么。然后，他用威严又森严的声音告诉我，他们正在与全国各地的警察联手侦破一宗特大毒品走私案。“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他说，“你已经卷入了这个犯罪集团的活动。”

      我开始当然觉得这完全是可笑的无稽之谈。“这怎么可能？！”我争辩说。我的一生是清白的一生，是没有污点的一生。不要说罪了，就是大一点的错，我都没有犯过。

      公安人员好像没有听到我的争辩。他用威严又森严的声音“希望”我能够认清形势，积极与公安机关配合。“你知道我们一贯的方针就是‘坦白从宽’。”他斩钉截铁地说。

      “你说什么？”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坦白从宽”？！这样的词怎么可以用在我的身上？！我马上就不再觉得可笑了。我觉得可气，十分可气。将这样的词用在我的身上是对我莫大的侮辱。我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侮辱。这可以看成是对我人格的强暴。

      我已经是快八十岁的人了。”我气愤地说，“怎么可能会与犯罪集团有什么联系？！”

      “现在老年犯罪越来越普遍了。”公安人员说，“根据美国最新的研究……”

      “你们知道我一生从事是什么职业吗？”我气愤地问。

      “我们什么都知道。”公安人员说。

      “我从事的是最光荣的职业。”我气愤地说，“我是一个有将近四十年教龄的人民教师。”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公安人员说，“前不久，校长都抓了好几个，你应该知道吧。”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气愤地说。

      “现在有多少人在用卑鄙的作为玷污人民教师这种光荣的职业啊。”公安人员说。

      我还能怎样来为自己辩护呢？在雄辩的公安人员面前，我所有的理由都显得不堪一击。“卷入了犯罪集团的活动”好像已经成了无法争辩的事实。我马上想到了自己的亲戚、朋友和邻居，我马上想到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我将来在他们所有人的面前都会抬不起头来的啊。

      羞耻感迅速击穿了我的自信心。我绝望了。“我一生都是清白的，”我绝望地说，“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国家的事情。”

       “这可不能由你自己来说。”公安人员的口气还是没有一点变化。他好像没有察觉到我的心理已经被他击垮。他穷追猛打，重复了一遍刚才让我觉得可笑的话：“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已经卷入了这个犯罪集团的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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